当前位置:南平市政府->政府->政务动态->专题专栏->2017->朱子文化->朱子介绍->百家争鸣
马照南:漫谈朱子文化
发布时间:2015-09-09 信息来源:马照南 浏览次数:
东周出孔丘,南宋有朱熹。
中国古文化,泰山与武夷。

    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,作者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、思想文化史专家、享年103岁高龄的蔡尚思教授。1988年,时年83岁的他参加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活动时吟诵了这首诗。这首诗高度概括了中国思想文化史,科学评价孔子朱子对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。确实,朱子孔子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史产生最大影响的两位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。在孔子逝世1500年之后,朱子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,忠实继承、创新发展孔子思想,把中华文化推进到成熟发展的新阶段。学习朱子文化,对增强文化自信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现实意义。


    朱熹,字仲晦,号晦庵。远祖在山东,与孔孟是同乡。后迁居徽州。祖上本为“婺源著姓,以儒名家”。1118年,朱熹父亲朱松中了进士,1123年被任命为建州政和县尉。由于家境窘迫,朱家将祖上遗留的百亩田产抵押,一家八口,举家迁到福建政和。朱熹祖父朱森被称为朱氏“入闽始祖”。其子孙则世代居闽。


    1128年,朱松调任南剑州尤溪县尉。朱松是主张抗金的主战派官员,因而受到秦桧迫害。不久被降职为泉州石井镇监税。朱熹家人则仍寄居在尤溪郑安道的斋舍。1130年,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。


    朱熹早慧。他幼年时就有很强烈的好奇心。有一次,朱松指着天对他说:“这就是天”。朱熹反问道:“天之上为何物?”何为天?天之上为何物?这个问题,整整陪伴朱子一生,成为他终身探索的哲学命题。


    尤溪和建瓯,风光优美、民风淳厚。在这里,朱熹度过幸福的少年时光。朱松对他启蒙教育,精心培养,使他养成儒家良好品行,养成刻苦读书认真思考的习惯。这两地留下少年朱熹刻苦读书的许多故事,也留下嬉戏沙洲,默然画卦的传说。1143年,朱熹生活发生重大转折。父亲朱松一病不起,临逝世前,写信给崇安五夫刘子羽,把14岁的儿子朱熹托付给他。刘子羽与朱松志同道合,都主张抗金、反对求和。此时的刘子羽也因反对和议而于1142年被罢官回武夷山五夫里。朱松让朱熹前往五夫,投奔刘子羽,拜“武夷三先生”胡宪、刘勉之和刘子翚为师。刘子羽不负朱松的临终托付,在五夫里建造了新房子,让朱家母子居住求学。


    朱子从政时间不长。所谓“仕于外者共九年,立于朝者四十六日”。据记载,朱熹入仕后被朝廷委以实职达17次,但朱熹到岗任职的有同安县主簿、江西南康军知军、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、漳洲知府、潭州知府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和焕章阁待制兼侍讲,共6次、约9年时间。1148年,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,二十二岁授左迪功郎、泉州同安主簿。这是朱熹第一次为官。他把“视民如伤”匾悬挂在同安县署大堂之上。他大力发展同安教育。作为有理论素养的政治家,年轻朱熹把从政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。朱熹最具特色的格物致知的思维方法也是在同安开始形成。在同安,他深入田间村舍,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理事办事过程,对所接触到的事物追根究底。这样的从政实践,使朱熹获得许多真知。他感悟到了解事物须正心诚意,不能有先入之见;体验事物时须了解事物原貌,顺从事物自身的规律。在以后的任内,朱熹都坚持这样执政风格,受到百姓衷心爱戴。后来在武夷山创立“五夫社仓”被誉为民间救济事业的创举。从政经历构成他的格物致知理论的思想和实践基础。朱熹认为,“官无大小,凡事只是一个公。若公时,做得来也精采。便若小官,人也望风畏服。”真德秀把朱熹从政准则概括为“律己以亷、抚民以仁、存心以公、为事以勤”四事箴,朱熹认为,“为政以德者,不是把德去为政,是自家有这德,人自归仰,如众星拱北辰。”


    朱熹同安任期满回故里,便致力学术研究和讲学。孝宗即位,曾多次召用,他辞而不就。此后四十年,朱熹矢志不渝,安于艰苦贫穷的讲学著书生活。


    朱熹二十四岁拜李侗为师。李侗是对朱熹影响最大、也是最重要的老师。朱熹多次向李侗问学。李侗一再嘱咐他要在“涵养处着力,正是学者之要,若不如此存养,终不为己物也。” 


    朱子属历史上读书最多、领悟力最强的学者。他一生都在读书、著书。历史上流传的“朱子读书法”,即“循序渐进、熟读精思、虚心涵泳、切己体察、着紧用力、居敬持志”。要求读书应该按照知识内在次序和规律,逐步学习掌握,不可囫囵吞枣,急于求成。读书既要熟读成诵,又要精于思考。虚心涵泳中的“虚心”,是指读书时要虚心细心,反复思考、细心玩味。切己体察,则强调读书须结合自己生活体验,并见之行动,身体力行,在生活中对照检验书本知识。他要求抓紧时间读书,专心读书,持之以恒。


    朱熹一生勤于讲学、诲人不倦。他创建和修复了许多书院,建立的第一所书院是寒泉精舍,修复的第一所著名书院是白鹿洞书院。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南唐,到南宋已是断垣残壁,朱熹出任江西南康军的郡守,上庐山访求白鹿洞书院的废址,重建白鹿洞书院。他制订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,提倡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,强调修身、处事、践行的原则,对中国书院教育发展的产生很大影响。朱熹晚年出知潭州时,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。他以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为学规,以《四书集注》为教材,到学院授徒讲学。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两个,它们都因朱熹而名扬天下。


    朱熹教育思想博大精深。他深刻总结历代教育经验,认为教育应分为“小学”和“大学”两个阶段。8--15岁为小学教育,目标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,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,培养“圣贤坯璞”。 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,任务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。与重在“教事”的小学教育不同,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“教理”,即重在探究“事物之所以然”。对于大学教育方法,朱熹强调自学为主,辅以老师教导,主张开展切磋交流,在自学、教导、切磋交流中提高。


    朱熹继承周敦颐、张载、二程,融汇释道,构建了“致广大,尽精微”的哲学体系。这一体系的最高核心范畴是“理”。理,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。理先于气,理比气更根本,更本源。气是理的表象,有变化的能动性。理是事物的规律,又是伦理。


    朱熹深化孔子“仁”的认识。他提出,“仁乃天地生物之心”,仁是自然万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力和源泉。自然的本质是“仁”,是宇宙意志的根源,是生命的基础和不竭动力。朱熹认为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。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本性和特性。自然万物都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潜力,根本的原因是天理本身含有“仁”的基因和要素。这种基因和要素决定了自然万物呈现出发展变化的不同状态。人从自然中走来,人的生命也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基因和要素。由“天地生物之心”所规定的万物之间的发展变化,构成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史。


    朱子一生致力于对经典的重新诠释。朱子对孔子儒家经典《五经》和重要文化典籍作深入研究,编撰《大学章句》、《中庸章句》、《论语集注》、《孟子集注》,形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(简称《四书集注》或《四书》),使之成为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文化经典。


    从历史看,孔子总结了夏商周到春秋的文化,创立了儒家学派,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。朱熹面对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冲击,融汇重建儒学的基础和体系。《五经》不包括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。《论语》在汉代不过是小学的教材。而《孟子》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视,甚至连经书都不算。朱熹认真研究《五经》,认为《周易》主要是卜辞,是占卜之书。《礼记》是礼仪制度的汇编;《尚书》与《春秋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;而《诗经》则是诗歌总汇。《五经》内容丰富而且庞杂,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、明确,无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。


    朱熹重新选定文本,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和《礼记》中的两篇文章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合并为《四书》。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,深入细致研究《大学》。他将《大学》区分为经和传,在注释时广泛吸收了汉唐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。他在文本研究时发现《大学》仅有载“格物致知”字样,但没有解释。他认为流传原本丢了“释格物致知义”,补进“即物穷理”等134字,使《大学》逻辑通顺,文气贯通,意义更加完整,也使“格物致知”成为新儒家重要思想和实践指南。他还明确把《大学》作为《四书》首篇。他认为《大学》确定的“三纲领、八条目”,明确提出儒学的宗旨和纲领。“三纲领”即:“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”。“八条目”是指修身与学习的过程,即: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


    《四书》的产生,使中华文化有了新经典。有力的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,维护和巩固了孔子思想的至尊地位。


    朱熹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。他对中国文化的哲学、经济学、政治学、经学、伦理学、历史学、文学、教育学等各个领域,都固了孔子在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。《四书》的产生,也使中国文化发展由“五经时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和创新。朱熹有很高的艺术修养,与朱子结交的朋友也是文学艺术修养很高的人,如陆游、辛弃疾等人。朱熹的诗文受到后人喜爱和追捧。朱熹认为,文皆从道流出。文从心里流出,强调文道合一,文道同源。他提倡文艺创作宜深入百姓日常生活之中,形象称之为“通身下水”他一生创作各类散文游记等2777篇,创作诗词1167首。


    朱熹不仅实现了理论的时代化,还致力于理论的大众化普及化。他注重理论普及化读本的编写,重视民俗改造和社会礼仪的重建。著名的《朱子家训》字字珠玑,提出为人处事一系列规则。如:“见老者,敬之;见幼者,爱之。有德者,年虽下于我,我必尊之;不肖者,年虽高于我,我必远之”。“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”。手书了“读书起家之本;循理保家之本;和顺齐家之本;勤俭治家之本”。


    早已名满天下的朱熹,为宁宗进讲《大学》。耿直清廉的他对朝政多有批评,使平庸的宁宗不满。宁宗以干预朝政的罪名,把他逐出朝廷。朝廷一些守旧平庸的官员容不得朱熹的清廉正直,容不得朱熹的创新理论。他们编造种种谎言,恶毒攻击朱熹。朱熹的学说被污为“伪学”。他和他的学生弟子受到残酷迫害。这在历史上称“庆元党禁”。1200年,朱熹在建阳考亭忧愤而死,享年七十一岁。作为一代宗师,朱熹临死还在修改《大学诚意章》。


    创新理论、真理的光辉总是抵挡不住的。作为民间学者的朱熹,他的思想逐渐被社会接受。1209年,这场历时十年学术迫害的“党禁”终于平反。宋朝廷赐诣朱熹曰“文”尊为朱文公。理宗肯定朱熹思想 “有补于治道”,“历万世而无弊”。1212年,朱熹《四书集注》被朝廷列为国学。他制定的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被颁发太学遵行。明朝以《四书》为科举取士之书。1455年、1523年,先后赐建安(今福建建瓯)、婺源的朱熹后裔为世袭的翰林院五经博士,同时推行祭朱制度,同祭孔一样,每年春秋两季。1712年,康熙下诏朱熹配祀孔庙“十哲”之列,朱熹牌位进入大成殿。康熙称朱熹为“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,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”。亲书“学达性天”匾额赐予武夷山紫阳书院。


   孔庙是纪念伟大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的主要建筑。历代称文庙、夫子庙、至圣庙、先师庙、先圣庙、文宣王庙,尤以文庙之名更为普遍。孔庙是中华民族文化圣殿,承担着文化传承与教化、促进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功能。进入孔庙的,都是为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。自春秋以来,从祀孔庙者152人。其中孔子弟子77人;生于宋朝之前者31人,之后者44人。在宋朝之后44人中,福建13人。他们是:游酢、杨时、罗从彦、李侗、朱熹、黄干、蔡沈、陈淳、真德秀、蔡清、黄道周、李纲、胡安国,如果加上朱熹父亲朱松、蔡沈父亲蔡元定,则有15位福建学者进入孔庙。同时朱熹是春秋以来,唯一列入十哲,进入大成殿的圣人,显示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的独特的崇高地位。


    著名学者钱穆指出,“在中国历史上,前古有孔子,近古有朱子。此两人,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,留下莫大影响。旷观全史,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。”


    孙中山认为:“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。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,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,就是《大学》中所说‘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’,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,由一个人内部做起,推到平天下止,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,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都没有见到、都没有说,这应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的独有宝贵,是应该要保存的。”


    著名学者子安宣邦教授说:“在近代东方哲学中,唯一能够与西方在体系规模上等量齐观的,只有朱熹的哲学体系。毕竟东方哲学思想能够踏出海外,并且在国外为此特别举办研讨会的,至今也只有朱熹一人”。


    英国科学史家梅森在其《自然科学史》一书中评价说:“宋朝最出名的新儒家是朱熹”。李约瑟在《科学思想史》上称朱熹是“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。”又说:“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。”还说:“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、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,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。”美国当代历史学家黄仁宇指出:“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,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。”“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(12世纪)曾建立起一个比(近代)欧洲任何思想都较接近于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”。


    1999年,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授予武夷山为世界文化遗产,称武夷山是后孔子主义(朱子理学)的摇篮。


   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促进民族复兴的根本性工程,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中华文化主流是孔子文化和朱子文化。我们要深入学习研究,努力实现孔子文化和朱子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成分,为培养有灵魂、有本事、有血性、有品德的新一代共同努力。

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